Alexandre de Mineur

“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，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，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，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。”

——鲁迅：《故乡》

在古代中国，“年”最早是指一种怪兽，形若狮子而独角，定期出现伤害人畜。后来大家烧爆竹、贴对联，以此驱赶“年”兽。这一风俗渐渐演化，才形成了“过年”现象。

可以想象，古时候的中国人，一到“过年”，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烦恼；时至今日，仍然有那么一群中国人，同样抵触回家过年，不过他们不用打怪兽，他们是“恐归族”。

“恐归族”是对那些在外工作、不愿回家过年的人的概称。对于传统的中国家庭来说，“恐归族”肯定是难以接受的，一来二去很快便给“恐归族”扣上“不孝”的帽子。然而，对于大多数“恐归族”来说，“可恨者必有其可怜之处”，“怒其不争”的人总是要远多于“哀其不幸”者。

“恐归”的形成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，即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。客观原因很好理解，就是阻碍在外工作人员顺利归家的物质因素。比如说，工作太忙，假期太短，交通费用太高，公共交通工具一票难求，道路拥堵，天气恶劣等等。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原因，无论出行者如何兴高采烈，如何归心似箭，一旦遇到上述情况，只能停下等待，静观其变。客观的“恐归”因素虽然千头万绪，但能够对症下药，逐步改善。例如今年铁道部就出台多个方案，积极解决春运“一票难求”现象。虽然目前为止民众对于铁道部的改革毁誉参半，但是仍然可以看见交通问题在曲折中前进。其他的客观“恐归”因素，如果因地制宜，有的放矢，相信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。

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.”

---- Henry David Thoreau: Civil Disobedience

我们80后经常会被长辈们批评为过分地“怀旧”，都快30岁的人了，有时候还张嘴闭嘴“黑猫警长”、“葫芦兄弟”之类的。诚然，这些名词对于长辈们来说价值不大。不过，要说“怀旧”，80后其实也没啥资本，顶多找找30年前的事物；真正的怀旧能手却是大有人在。

今年年初，在广东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，人大代表方明语出惊人：“百姓是教好的，不是养好的，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，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。”

“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”，据说这个典故还是乾隆皇帝首创的。不过，“刁民”一词却是由来已久，专指那些无赖、狡猾、奸诈的人。我们现在提起“刁民”，脑海里往往浮现出古装剧的情节，几个衣裳褴褛的小老百姓，拦住官老爷的大轿，跪地鸣冤，这时候青天大老爷就会虎躯一震，义正辞严地喝斥：“大胆刁民！”——这些都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了。还有将百姓分为“良民”和“刁民”的，大概只有当年的侵华日军了。我认为上述两类人跟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广大官员没有什么相似之处。可是，在如今倡导和谐、倡导发展的社会，居然还会有“刁民”的存在。

让我们回头看看方代表的“刁民”是如何产生的。“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，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”这句话从修辞的角度看来——似乎是——类比，其实不然。“溺爱孩子”体现的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，所以上述言论可以分解为：

1.     受到家长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好孩子。

“汝等俱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。”

——《西游记》第五十八回

《西游记》有一种独特的风格，采用一些非常不现实的故事去反映一些非常现实的社会现象，因此也有人把《西游记》看作神话版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。广大网民对此还作了精辟的总结：有背景的妖怪都会被领导救走，没背景的都被一棒子打死了。

六耳猕猴就是那些被“一棒子打死”的妖怪之一。说他特别，因为六耳猕猴既不像一般妖怪那样强烈要求吃唐僧肉，也不像那些死脑筋国王那样不计成本地反对佛教；六耳猕猴的主要罪行是山寨行为，冒用他人肖像之类的纠纷。不过，不得不承认六耳猕猴的山寨技术颇有点青出于蓝的味道。从《西游记》中可以知道，正版孙大圣的定海神针和金刚不坏之身是独一无二的，而大圣使用的战斗技能也是国家保密技术。可是那个山寨大圣，偏偏就用一根高仿的山寨金刚棒，使出与真大圣相同的战斗技能，而且还和真大圣打成平手。因此在去掉装备数据和被动技能后，实际上山寨大圣技高一筹。

然而六耳猕猴终究还是被打死了，这是《西游记》里面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情节。按理说六耳猕猴罪不至死，一来他没有打算吃唐僧，二来他也没有吃无辜的童男童女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，再者他也没有霸占妇女操控国家——非常讽刺的是很多妖怪犯了上述三条罪行都可以全身而退，六耳猕猴却因为一个不大不小的“山寨罪”丢了性命。

《西游记》五十八回写到真大圣一棒子打死假大圣，如来佛祖还表现出“不忍”，惋惜地说声“善哉！善哉！”。可是仔细一想，这种怜悯又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。当年大圣和佛祖斗法，大圣一连翻了九九八十一个跟斗，最终还是跳不出佛祖的手掌，

“及天下荒乱，百姓饿死，（晋惠）帝曰：‘何不食肉糜？’”

——《晋书·惠帝纪》

不得不承认，在中国很多问题的处理方法总是与外国的方法不同。比如说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，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，执政党会通过一番研究，计算出今年政府可以保障就业率达到70%，而在野党则通过自己的计算，宣传政府完全可以保障75%的就业率，还有那么一群失业人士，认为政府今年必须保障80%的就业率。于是这三伙人就因为这几个数字争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出现暴力冲突。然而经济危机一到，大家都傻眼了：原来政府连40%的就业率都保障不了。在中国则完全不会出现这种尴尬，广大官员在处理问题时一向都是高屋建瓴，绝对不会纠结于具体数字，自讨苦吃。例如,在处理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时，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叶青教授就建议：“什么东西贵就干什么，超市猪肉贵可以去养猪。”

倘若孔老夫子还在世的话，上述言论估计能让他伤心好几年；不过时代不同了，自打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，我们政府便大力宣扬劳动者平等论，声称在新中国劳动者的职业是无分贵贱的，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途径之一。因此，大学毕业生养猪也是回报社会的一种创业方式，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。然而我们也必须做到不卑不亢，既不能歧视有志于投身养殖业的大学生猪倌，也没必要对他们过分吹捧和赞扬；既然养猪卖猪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，我们完全可以静下心来分析一下，看看劝大学毕业生当猪倌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。

首先，“什么东西贵就干什么”其实是一种对市场经济缺乏认识的片面的观点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市场交易过程中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